現時，我隱姓埋名，僅作遊學人士，混在不同商隊及遷舟過省的運輸隊之間，那是最適合。
進了洛陽，四處看了三天，得出一個結論：黃巾敗，不是敗在人少，是敗在沒有人會「治」。
幾十萬人，喊一句「蒼天已死」就聚起來。可聚起來之後呢？糧從哪裡來？戶口怎麼算？誰去修那條被雨沖垮的坡？——這些，我一樣都不會。而在這座城裡，隨便一個管民的人，都可能比我強。
所以最想見的，是一個教書的——盧植。
見到他，是在官署。案上堆着公文，人卻在給幾個年輕人講書。講得很慢，一句一句，像在給一件很珍貴的東西上油。
做城市的人，對「教」這件事，特別敏感。
我常常想：過去一百年，我們的世界為什麼變那樣快？不是因為多了幾個天才，是因為普及教育。識字的人多了，能算數、能寫一份清楚文書、能看一份地圖的人多了，一個地方就活起來了。而且——越多人受教，不代表越難控制；恰恰相反，是越容易找到適合栽培的人。一個政權想跑得快，靠的從來不是壓住下面，是從下面不斷揀出好苗。
黃巾裡，最多的是農民。識字率低——不是他們笨，是沒有人教。而朝中，明明有一個海內大儒，肯教人、會教人。
想到這裡，脊背忽然發涼。
那年，盧植把我圍在廣宗，眼看要成。朝廷派了一個宦官來前線「勞軍」。那宦官伸手要賄，盧植不給。結果一道詔書，把這位立了大功的將軍，用囚車檻送回洛陽問罪。
我這條命，其實是這道詔書救的。
一個能人，到頭來不是敗給敵人，是敗給「不肯送錢」。我站在洛陽的街上，忽然明白：好的內政，怕的從來不是沒有能人，怕的是制度壞——壞到能人不但無用，還先被自己人收拾。
那一刻，心裏起了一個連自己都覺得狂妄的念頭——
如果，我懂得用盧植呢？
讓這個海內大儒去做教育。識字率上去，黃巾就不再只是一群抓着鋤頭、喊着口號的莽夫；會有人做戶曹、有人記賬、有人寫得出像樣的號令。到那時，我們就不再是「亂賊」，而是一班想建立新制度的人。
這，才是根據地的根。
我沒敢親近他。他這樣的人，一眼就看得出我身上那股黃土味。可我在門外站了很久，記住了兩樣東西：案頭那疊沒批完的公文，和門下那幾個還沒長成的年輕人。
海內大儒。史書給的名號很大。可我記住的，不是那個「大」字——是那個念頭：若用對了一個人，一個政權的底子，就換了。